登门拜访著名作家王火那天，成都下起了瓢泼大雨。王火的女儿王凌热情地前来开门，一头鹤发的王火笑盈盈地坐在客厅，远远就向红星新闻记者招手，“听说你9点半来，我心想，这个记者可太好了，让我不用那么早起！”

今（17）日，是王火102岁生日。

往年过生日，他要和老友马识途一起过。王火百岁生日时，108岁的马识途为他写下对联：“君子之交何妨淡似水，文缘之谊早已重如山。”以此祝贺王火“升任百寿翁”。回家后，王火对老友的题字念念不忘，将对联打开看了一遍又一遍。

今年3月，马老离世，老友再无相聚。今年的生日，王火准备平平淡淡过个生日。“马老走了，他心里难受。”女儿王凌说，“不然，他们几个又可以聚在一起了。”

严格来说，王火的生日是农历七月十七。但如今大家惯常记着公历，每年这日都会惦记着这位世纪老人，为他贺寿。王火性格豁达，不计较这些细枝末节，便顺着大家的心意来过了。

王火的生日，本是几位老友每年最“盛大”的见面之一：王火、马识途，以及被他们称为“年轻人”的——95岁的李致，三位老人要穿上王凌为他们买的同款红衬衫，一起吃西瓜和蛋糕，喝“下午茶”。

三人听力都不好，就用写字板交流，你写一句，我写一句，写满了，擦掉又继续。

王火与马识途，情谊堪比李白汪伦。马识途的《夜谭续记》，王火为他提笔赋诗，其一诗云“淡水之交数十春，潭深千尺比汪伦，同舟共渡风雷夜，相见无言胜有声”；马识途赠王火书法，其中一首就是李白的《赠汪伦》，被王火挂在了自家客厅。

王凌回忆，马识途去世那夜，她接到了马识途女儿马万梅的电话。顾及父亲的身体，她没敢让王火知晓。等到第二日，王凌思来想去，担心与其让父亲日后突然发现，不如还是把马老去世的消息告诉他。

因王火有每日看报的习惯，那日，王凌把登了马识途讣闻的报纸放到父亲面前。

王火视力不好，左眼早在几十年前就因为头部受伤而几乎失明，右眼也只剩零点几的视力，看了半天，看不清，指着马识途的讣闻，问王凌：“这写的是谁呀？”

王凌不回答。王火又自己看了报纸好一会儿，才发现那原来是好友去世的消息。

“我的大部分好朋友、我的同学们，都过世了。”王火重感情，身边的好友一位位故去，让他感到孤独和寂寥，“现在我的好朋友——马识途，也走了。”

他还有一位故友张希文（笔名马骏），两人相识于1944年，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同班同学。当年王火来成都，就是因为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的张希文写信邀请他来“一起做番事业”。

2004年，81岁的张希文因病去世，王火流着泪写下《今宵别梦寒》一文，悼念老友：“他火化那天是10月11日。21年前，正是这一天深夜，他在成都车站月台上接我到来……”

“现在只剩下李致，他90多岁，还年轻，他（身体）还行。”王火叹息一声，随即又笑了笑，“我老了，已经玩不动了。过去大家常在一起吃饭，现在我总是在家睡觉。”

一旁，王凌压低声音对记者说，“别看现在跟你提起马老，他看起来没什么反应，等你走了，他又会一个人难过！”

两个月前，王火刚做了手术，“肠子的一层膜被磨破了”，如今恢复得挺好。每天早上睡醒了，要先看《参考消息》，再读其他报纸和书籍。闲下来要给还在念小学的重孙讲故事，“诸葛亮的故事他最爱听，总让我带他去武侯祠”，晚上得看了《新闻联播》再睡觉。

2014年，王火将整理好的自己的手稿、信札、字画、著作等4000多件珍贵文献资料，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。此后，中国现代文学馆建立王火文库，以供文学研究。今年一月，王火又授权中国现代文学馆在自己的传记中使用他的书法作品、部分文章、手稿书信和个人照片等。王凌说，这部研究王火的作品将在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，已经签订了出版合同。

作家的家里，最不缺的自然是书。王火带记者参观他的书房。书桌上、地板上、门后面堆满了各种书籍、报刊和其他资料。他小心地绕开书堆走着，从门口到书桌前，竟堆出了曲径通幽之感。

书堆最上面，摆放着一本摊开的《百岁回望》——这是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为王火出版的回忆录，开篇第一句话就充满了传奇：“我一生中有过许多奇怪独特的遭遇，父亲的失踪就是其中之一，而且还是一个至今未能得到解答的谜。”

王火的父亲王开疆（1890-1940），是20世纪初上海滩著名的大律师，曾创设了国内最早的律师事务所，还与徐谦等人创办了上海法政大学。1940年，因为坚决不为汪精卫的日伪政府做事，王开疆被日伪特务盯上，最终在去往香港的邮轮上蹈海殉国。

王火把这本《百岁回望》送给记者，准备签名时，一连在抽屉里找了4支笔，都没有墨水；直到第5支才顺利签下名字。王火大笑：“看吧，我说我不写（作）了嘛！”

“我现在过得很自由！很好！”年轻时颠沛，老来被女儿悉心照料，王火百岁高龄仍身体康健，精神矍铄，乐观豁达，总是笑呵呵的模样。

问及长寿秘诀，王火说是“想睡的时候就睡，想起来就起来”。

至于是否运动养身？王火一笑：“我跟你说实话啊，我天天都在讲‘今天要运动’，但每天都没有运动！”

但他又把手臂举起来，展示他的肌肉，幽默地说：“我这个肌肉很棒的，不像有些老头子，只剩排骨了。”他好几次提起年少时期参加学校运动会，“打篮球、排球，踢足球，我参加50米、400米，经常是冠军。我之前身体很好。”

聊到兴起，王火抬起腿，习惯性地想翘“二郎腿”。王凌一记“眼刀”，不用多说一个字，王火赶紧把腿放下，笑了起来：“看吧，我受她‘管制’。”如今，王火一切大小事都交给女儿安排，连接受记者采访，都要开玩笑说“是我家‘统帅’下命令了”。

王凌照顾父亲，细心又严厉。王凌这个名字取自王火与妻子凌起凤的姓，浸润了一位父亲对妻女最深沉的爱意。2011年，凌起凤病逝于成都，她年轻时的照片，一直放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。

“你当记者，累不累？”采访间隙，王火不时好奇提问。回忆起年轻时自己当记者的经历，他感叹，“我们那时候当记者，审日本战犯，时间是不固定的，不能吃饭，我只能带点干粮在身上！”

当年，18岁的王火辗转至重庆，后以第七名的从成绩考取了复旦大学新闻系，师从著名学者萧乾，还担任过陈望道的助教。

1945年，日本战败投降，王火成为全国第一个报道南京大屠杀的记者，写出一系列有关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审判日本战犯的重磅报道。

“审判（日本战犯）和枪决的时候，我都在场。”王火回忆，当时新闻系的教授多是各大报刊的主编，他毛遂自荐去当记者，“我挑的都是大报纸，《大公报》《时事新报》……我写完稿子拿给他们看，他们很满意。我说我不要钱，发表了寄给我一份报纸就好。”

新闻前辈们也喜欢这位文笔好、肯吃苦的年轻记者。后来，王火接连采访了三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：梁廷芳、陈福宝和李秀英，写成长篇通讯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——记南京大屠杀中的三个幸存者》，发表之后，轰动一时。

特别是李秀英，日本兵在她脸上和身上刺了整整37刀。后来，王火多次看望李秀英，“她叫我‘王同志’。我去看她，她留我吃饭，我说我不吃，看看就走了。我们变成好朋友了。”

抗战八年，王火亲眼目睹了战与火、血与泪，所爱所恨结合着满腔斗志发酵、沸腾、奋力呼喊，他感到“不吐不快”。他下定决心，要用一部长篇小说反映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；他为自己取了王火这个笔名（他原名王洪博）：“因为高尔基讲过一句话：用火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。火字简单明亮，轰轰烈烈。”

那段时间里，王火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，雄心勃勃地创作了120万字的初稿，原名为《一去不复返的青春》。小说中，在南京大屠杀惨案里，宁死不屈的妇女形象庄嫂，原型就是李秀英。但因在动荡岁月受到批判，王火在无奈和绝望中，将手稿焚毁。

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于砚章的鼓励下，王火重新写作了这部小说。

那时的王火已患上高血压，精力早已比不上当年。在一次前往出版社的途中，为救一个大雨里掉进深沟里的小女孩，他的头部撞到一根钢管，导致颅内出血、左眼视网膜受伤。167万字的《战争和人》三部曲，第二部《山在虚无缥缈间》和第三部《枫叶荻花秋瑟瑟》就是在他左眼失明的情况下完成的。

“我当时就想写快点，我怕我老了，时间不够用了，人不在了，书也出不出来怎么办。”回忆至此，王火用手指指头上因那次受伤留下的小坑，示意记者摸摸看：“（现在）不疼，当时疼！”

1997年，《战争和人》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，成为经典。王火说，这本书里有自己生活的影子，也有父亲的影子。他手抚身旁红色封皮的《战争和人》全三套，笑起来：“嗯，现在看来，这书好像还行！”